张翼林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5月出生，重庆石柱人，本科学历，1983年7月参加工作。1998年7月任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院长，2000年9月任重庆市黔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黔江中心医院院长，2012年1月任重庆市黔江区政协副主席，2014年11月提前退休。
2019年3月，张翼林因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问题接受重庆市监委监察调查。经查，张翼林信念丧失，三观蜕变，违规收受礼金，违规经商办企业，将公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，大搞钱权交易。2019年6月，张翼林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张翼林忏悔书节选
在担任黔江中心医院院长期间，我利用手中职权，以权谋私，突破了法纪的底线，从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，腐化堕落为人人唾弃的贪官。我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和悲哀！
一、信念缺失，错误思想抬头
我36岁担任黔江中心医院院长，38岁就被提拔为黔江区人大副主任。由于我不重视理论学习，忽视思想层面的改造，在职务不断升迁、权力不断增大的同时，内心却日益虚弱。自己是党外干部，常常以此为借口不参加政治学习，逐渐对学习产生厌烦情绪。当医院职工大会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时，我坐在主席台上“磨皮擦痒”，思想“开小差”，根本听不进所讲内容。我自认为组织的学习教育与我无关，长期游离于党组织的管理之外，对相关纪律规矩学习不够、遵守不严、执行不力，对法律知识更是知之甚少，对纪律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，肆意妄为，在物欲横流中迷失了自己，没有抵御住“糖衣炮弹”的攻击。
二、价值观蜕变，金钱欲望膨胀
贫穷艰苦的成长经历，让我对金钱尤其渴望，有钱就意味着有安全感，这在我心里埋下了贪欲的种子。1999年我到中心医院工作后不久，一个医疗器械商人刚和医院完成一单业务，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000元的红包，当时这相当于职工一年的工资，这个红包击穿了我的底线。所谓“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”，尽管收到这个红包不安了很久，我却一直找理由来安慰自己，几个月后看到没什么事就把这笔钱用掉了。从此，对老板们送的财物渐渐习以为常，收受的金额越来越大，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，完全丧失了底线。底线是一条分界线，对应着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是与非、明与暗、荣与辱，它是事业线、家庭线、幸福线，一旦突破就会令人一无所有，落得悲惨的下场。
三、心态失衡，无视组织监督
我能够成长为一名副厅级干部，应该对组织充满感恩和敬畏，但却在金钱面前迷茫，抱怨薪资待遇多年不涨，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明显不匹配，个人主义极度膨胀。整天心怀不满发牢骚，其实无非是在为自己捞钱、受贿找借口，寻找心理上的安慰，减少罪恶感而已。随着“三院合一”的推进，黔江中心医院发展成为渝东南医疗服务中心，我的个人权威得到充分体现，当老大的感觉逐渐膨胀，组织在心中淡化，感觉黔江中心医院我就是老大，什么事都是我说了算，监督都是“手电筒光”只照别人不照自己。正是因为心态失衡，心中的私欲和贪婪逐渐生根发芽，又热衷于当老大，搞个人说了算，无视组织和群众的监督，跑偏的思想加上缺乏监督的权力就像方向和刹车都失灵的汽车一样，让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开越远。
四、交友不慎，带来终生悔恨
由于我长期在医院工作，时常和医疗器械企业老板打交道，到院长的岗位上结交了一帮私企老板“朋友”。我认识销售医疗设备的一名老板后，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叫我“大哥”，显示无比的尊重和亲切。有一个老板当“小弟”，我内心感到非常愉悦，感觉很有面子。我和这个老板经常在一起吃饭，觉得跟他有很多共同语言，和他称兄道弟，为他销售医疗设备提供帮助，最终收受其大额贿赂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成了这些老板“朋友”利益的维护者、代言人，最终都发展成权钱交易。
作为一名有30多年工龄的领导干部，几十年的奋斗、拼搏、付出，一步一步积累的成就、荣誉和社会地位，在一念间化为灰烬。这一切都是我放松学习、观念错位、道德滑坡的结果，是目无法纪、不知敬畏、任性用权的结果，是私欲膨胀、骄奢淫逸、自甘堕落的结果。
案例点评
张翼林长期不注重政治学习和政德修养，甚至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专业技术人员，“专业技术对社会贡献更大，政治学习不产生经济效益，可有可无”。加之自己身份“特殊”，是党外干部，自认为组织的学习教育与己无关，长期游离于党组织监督管理之外，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，肆意妄为，把自己当成了不受纪律和规矩约束的“局外人”。
成为医院“一把手”后，张翼林乐于结交医药企业老板“朋友”，当他们的“大哥”。从吃饭、陪玩，到送车、送房……不知不觉中，他成了这些老板利益的维护者、代言人，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，大搞权钱交易，金额巨大。
守纪律讲规矩没有党内党外之分。党外干部也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，遵纪守法、廉洁从政。自认为不受监督的张翼林，把救死扶伤的人民医院当成谋取私利的“生意场”，既辜负了组织的培养，也亲手毁掉了自己30多年的奋斗成果。
（重庆市纪委监委 || 责任编辑 郭兴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