廉一生，洁一生，无愧今生；贪一点，受一点，牢狱不远。廉政自古以来都是历朝历代的焦点和难点。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进程，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回望治世与乱世的交替，王朝的崛起与衰亡，不难得出“廉则兴、贪则衰”的历史铁律。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，如何跳出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律，反腐倡廉是制胜法宝、也是关键一招。及时总结古代廉政建设的得与失，从“五要”中获得启示、把握治贪规律，以镜鉴当代、启迪未来，可谓其时已正、其势已至。

一要以修身促自律强廉洁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“为政之道，以修身为本”，强调“修其心，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”，始终把修身放在第一位。翻开几千年史册，不难看出修身是为官者自律的前提，没有扎实的修身就很难达到自律的高度。所以说，筑牢廉政底线首先需要严以修身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《竹坡诗话》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：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廉洁，公私分明。一天，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，有人送来一封家书。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，点燃自家的蜡烛。在他看来，公与私之间不能越“雷池”一步。这种公私分明、公入肌理的修身境界，正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所需要学习、所需要拥有的。

《官箴》书中有言:“当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，曰清、曰慎、曰勤，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”。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遵循这一古训，做到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，我们的党性修养何愁上不去、我们的自律标准何愁达不到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，最大的诱惑是自己，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。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，制度设计得再缜密，也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。可见，以修身促自律，以自律促廉洁，才是为官的基础和前提。

二要慎独慎微慎始慎终。唐代冯履谦任河北尉时，故旧张怀道任河阳尉。某日，张怀道给他送来一面贵重精美的铜镜。冯履谦把县吏集中起来，拿出镜子给大家看。县吏都称赞这是一面好镜子。讲完镜子的由来，冯履谦说：“吾效官，但以俸禄自守，岂私受遗哉！”坚决让人把镜子退还给张怀道，并昌言：“清水见底，明镜照心，余之效官，必同于此。”冯履谦以铜镜照心见底般的自律操守，恪守着慎独慎微的那份初心，让闻者莫不钦敬。

几百年后明朝张居正的为官生涯却让人叹惋。张居正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，《万历皇帝大传》评价他“使万历初年的天下，出现了一片欣欣望治的景象”。然而，张居正回荆州葬父，乘坐轿子要32人抬，内分卧室客厅，铺陈极尽奢华。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，各种财物约值白银10余万两。“一代旷世良相”却因小节不修，最终失足而坠入罪恶深渊。这就警示党员干部，要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时刻按照《党章》《准则》《条例》做事，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不越“红线”半厘、不越“雷池”半步，做到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，方得始终。

三要加大惩贪治腐的法治力度。贪腐是公权力滥用的必然结果，只有管住权力人及其手中的权，才能有效抑制贪腐。朱元璋严刑治贪，扬言“今后犯赃的，不分轻重都杀”，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，但还是未能改变明王朝贪污愈演愈烈的局面，其根源就是惩贪治腐的制度未跟上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法律是惩贪治腐的有力武器，每一个政治清明的盛世出现，背后必有一整套严明的法令作保障。

西汉《二年律令》中规定，官员受贿按照盗贼处置，窃取国家财产价值十斤就要被处以死刑；唐朝《唐律疏议·杂律》规定:“赃罪正明，其数有六，谓受财枉法，不枉法，受所监临，强盗，窃盗并坐赃”；清代《兵部处分则例》对于官员经手各项钱粮干没侵欺，一律革职追赃，上司如有讳饰捏报者革职，失察者降级调用。这些制度都为当时政治清明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不仅如此，从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，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，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，皇帝们都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。正因为他们带头执法，刹住了贪腐之风，才孕育了当时政治清明的盛世。可见，法律制度是管根本、管成效、管长远的，新时期加强依法惩贪治腐才是硬道理。这既是对古代廉政建设经验的延展，又是对当下时局的准确把握。

同时，古代不但贪赃枉法要追赃，官员离任交接出现钱粮亏空，也要追赔家产。古代地方官员前后任交接时的程序，类似现代的离任审计，若出现亏空缺额，候任者如不在交盘账册上签名盖章后接手，前任是无法离开的。如此严格的交接手续，警告贪腐者侵吞贪婪的潜在风险，增强了官吏廉勤谨慎的责任心，因为一旦交盘亏空追赔家产，这样的腐败成本是非常大的。还有古代的御史制度，可谓是中国几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，对当今的巡视巡察制度都是有益的镜鉴。

   四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。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一则陶母退鱼责子的故事，至今让人回味无穷。书中记录：陶公少时，作鱼梁吏，尝以柑鲊饷母。母封鲊付使，反书责侃曰“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忧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，一次，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。他母亲湛氏收到后，又原封不动地退回给他，并写信给告诫他：“你身为县吏，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，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，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。”这件事让陶侃终生受教育，最终成为一代廉吏。古往今来，言传身教的范例还有很多。比如，欧阳修的母亲告诫他“汝父为吏，廉而好施与”。被称为“包青天”的包拯留下着名家训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，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”。这些都是在告诫为官者要注重家风建设。

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，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。领导干部家人授意受贿、索贿或背着领导干部受贿、索贿行径，助长了腐败案件的高发。但是，法网恢恢、疏而不漏。领导干部家人受贿、索贿行为，被查出了一批又一批。大量事实证明，“家风好，就能家道兴盛、和顺美满；家风差，难免殃及子孙、贻害社会”，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反观陶母退鱼责子的典故，如果陶母吃了鱼、纵容了陶侃的错误行为，就会助长其子贪公济私、贪污腐化。相反，陶母以严厉的家风、刚正的品行，言传身教其子，既遏制了陶侃的贪欲，也挽救了陶侃的仕途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，也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注重家庭、家教、家风建设。可见，良好家风是为官者廉洁奉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唯有廉洁育家、廉洁持家、廉洁兴家，千千万万个家庭才能真正成为社会风清气正的重要基点。

五要戒虚用实。官风正则党风清民风淳。夸夸其谈、虚头巴脑，自古以来都是为官者的大忌。据史料记载，汉文帝刘恒有一次游上林苑，问陪同的上林尉：“你知道这苑里飞禽走兽共有多少种、多少只吗？”上林尉一时答不上来。有个管理虎圈的啬夫，此时卖弄伶牙俐齿，说得文帝眉开眼笑，马上就要封他为上林令。廷尉张释之立即劝道，周勃和张相如都是大家公认最称职的官员，在回答皇上问题时，有时也答不上来，哪像这小吏夸夸其谈呢？如果提拔这样的人，只怕天下人效仿，都去耍嘴皮子了。文帝听后认为有理，便打消了念头。

当前，一些领导干部表态多行动少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会上讲得头头是道，做起事来轻飘飘；调查研究走形式、搞过场，检查考核重“痕”不重“绩”，工作落实留“痕”不留“心”；以文件落实文件，以会议落实会议，注重形象工程、面子工程；热衷于材料包装，热衷于数据统计，热衷于签订“责任状”，等等。基层干部苦不堪言，平民百姓深恶痛绝，已成为党风政风一大毒瘤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，必须大力整治并坚决克服。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，要实心实政、实干兴邦，以对党尽忠、为民尽责的姿态，用钉钉子的精神求实、务实、抓实、做实，做到一分部署、九分落实，坚决把中央部署要求落到实处。